1949年9月30日晚上10点，北京的灯火变得黯淡，唯有公安部的大院内仍旧明亮。不远处，一张标注了天安门广场及三条主要通道的作战地图上，红色圆圈不断被涂抹，这份警卫方案经过了一夜的调整。罗瑞卿部长在文件整理时说道：“明天，制度胜于一切头衔。”深夜的微风吹拂着石库门旁的梧桐树，警卫人员分批拿到两种不同的证件：一个是红底金字的“观礼证”，另一个是蓝底白字的“工作证”。每张证件上都刻有最新的红色印章，编号、身份和停留区域清晰可见。罗瑞卿再次强调，若有无证者试图闯入，“务必记名报告，按规处理”。

凌晨1点，纠察总队副政委骆骥带队前往广场。金水桥北侧的两座木质观礼台已经被沙袋压了一整夜，士兵们疲惫不堪却依然坚守阵地。周恩来闻讯赶来，轻抚木梁，低声说：“这样主席就放心了。”天色渐亮，气温仅11摄氏度。广场特别设置了两条临时疏散通道，劳动人民文化宫前五名警卫站成一排，手中握着密密麻麻的检查表。早上7点，持证代表的第一次检查已完成，士兵们总算松了口气。

然而，紧张的气氛随即在午后升温。下午2点50分，军乐队开始调试乐器，城楼上56岁的毛泽东在整理风衣。几乎同时，一辆深色吉普车停在文化宫侧门，一位面色稍显疲惫的女子快速下车，却没有携带任何证件，径直走向入口。“请出示证件。”值勤战士迅速拦住。女子显得不耐烦，低声却带火气地说：“我是主席夫人江青，快让我进去。”两名士兵互相对视，仍然保持在通道中央。

其中一名士兵立即通过步话机向骆骥汇报。骆骥赶到现场，尚未开口，女子再次提高声音：“别浪费时间，我去找主席。”她的那句“我是主席夫人”在回廊中回响，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。“规定在先，无证不准入内。”骆骥保持礼貌，态度坚定，“如果江同志需要进入，请先办理相关手续。”他随即请求通讯员向罗瑞卿汇报。罗瑞卿只回应了四个字：“照章办事。”

警卫战士将她请到一旁等待，场面一度陷入僵持。此时，广场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已经奏响，城楼上的红旗随风飘展。时间紧迫，任何拖延都无法容忍。江青最终意识到无奈，便转身离去，吉普车迅速离开。下午3点，礼炮齐鸣，开国大典在完全有序的环境中进行。20万群众整齐列队，喷气机飞过天空。警卫电台不断报告“未发现异常”。直到晚上7点，最后一名代表安全撤离，骆骥在记录本上写下了“全线通畅，无证者零”。

有趣的是，同日上午，宋庆龄凭“特别嘉宾证”提前到达观礼台，老将军叶剑英忘记带袖章，临时在入口处补登记。这些细节常被拿来与江青的插曲做比较。在严格的规则面前，地位显赫的人依然自觉遵守，而因一句简单的“我是主席夫人”而被拒之门外的情况，实属罕见。可以想象，如果在开国大典的首日就为特权开设方便之路，天安门前的“人民共和国”名号无疑会打折扣。

守卫的士兵虽然仅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却通过坚持维护了新政权的重要红线。这条红线后来被写入《重大活动警卫守则》，成为军警院校的重要课题。翻阅当年的执勤记录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“首都安全”、“纪律保证”、“制度优先”等朴素而重要的词汇，让人感受到一种明确的逻辑：新中国需要的是规章制度，而非特权。夜幕再次笼罩故宫，这一夜，数位警卫悄然收队，几位士兵靠墙打盹，木制钢盔碰撞石阶发出闷响。北平城的首次国庆安保任务，就此圆满结束。